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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还没有.
从1949年的初次合作，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到1962年的决裂分手，一直到现在进入老年后两人仍不能释怀，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科学上的分道扬镳和生活中的形同陌路不但是国际科学界的憾事，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大部分传记作者像其他许多与杨振宁李政道熟悉的科学家一样，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2）却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杨振宁、李政道失合的来龙去脉。
按照江才健的分析，杨李之争的种子早在1949年已经埋下。这一年，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一篇论文杨振宁排名在前，李政道在后，第二篇论文李政道在前。按照李政道的回忆，虽然第一篇论文主要是李政道做出的，但杨振宁要求排名在前，李政道碍于尊敬长者的传统同意了；第二篇的关键部分是杨振宁做出的，但李政道这次要求排名反过来。杨振宁的看法是，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他是为了帮助李政道才让出靠前的排名的。有一点可能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发表后学术界认为第二篇论文的学术意义更重要性。而杨振宁、李政道亲密关系的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助这篇文章来歪曲他们俩人合作的关系。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江才健还给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例如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的杨振宁的待遇明显高于李政道，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李政道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李政道的夫人秦蕙君，这些也使得李政道耿耿于怀。
尽管作者声称他是公正客观地来描述双方的争执，但作者的片面性十分明显，反而使得杨振宁李政道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首先，由于李政道的拒绝接受采访，除了几篇已发表的文献外，作者没有听到李政道对杨振宁的有针对性的反驳。第二，作者褒杨贬李的态度也流于笔端。例如，作者写道，“如果看1956年杨振宁为了推荐李政道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访问，给那里的物理系主任曼立写的信上谈到李政道的一句话‘在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侵略性’，就可以了解到李政道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变成许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中的一霸，显然个性和以前已大有不同”。（同上，第231页）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后来的衰落与李政道容不得能人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是，在该书的附录，杨振宁通过公布自己写给两人共同的恩师吴大猷的信，对杨李之争做了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辩护。
在这封给吴大猷的私人信件中，杨振宁首次向吴大猷说明了他和李政道决裂的大致经过。他告诉吴大猷，“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杨振宁对李政道的评价并不高：“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与数学能力略逊一筹，所以1962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恰恰是李政道特别在乎宇称不守恒的优先权的原因所在。他告诉吴大猷，自己从未对李政道作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1962年以来的27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但是他自己的错误是“如果1956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他在信中说自己“多次听到关于李政道胡说的谣言”而没有计较，但李政道没有收敛，不断地“四处乱讲”。杨振宁把自己和李政道的关系分成4个阶段：初识到1951年的第一阶段，杨振宁自认是李政道的兄长、也是老师；1951年到1957年得诺贝尔奖时亲如兄弟、合作无间，但杨振宁仍然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得奖后到1962年的第三阶段，杨振宁形容李政道成名后“政道的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和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在这里，杨振宁再一次把李政道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第四阶段是两人正式决裂后，李政道“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到处散布谣言”。杨振宁的这封信的结论是明白无误的，在杨李之争的问题上，李政道无疑扮演了小人的角色。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的关键问题是，谁第一个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谁的贡献最大，而这些显然与个人的人格无关、与个人的资历无关。无论杨振宁原来的资历比李政道老多少，无论杨振宁是否在学业上提携过李政道，也无论李政道的个性比杨振宁强多少，也无论李政道以后是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都不能直接得出是杨振宁最先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或者贡献更大一些的结论，因此杨振宁不必强调在杨李合作中他是资深的一方，李政道也无须否认杨振宁对他学术路程上的重要帮助。科学史上，科学家对于自己的优先权的争夺比比皆是。而科学上处于不同地点、互无沟通的情况下独立多重发现的现象表明，优先权有时是很难确定的，更何况是两人的科学合作。杨振宁李政道和其他研究θ-τ之谜的科学家，都曾经在脑子里闪过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振宁和李政道高于别人的是，他们抢先一步在别人面前认真地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并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发表出来，而不像别的科学家那样因为宇称不守恒不符合物理的常识和直觉而闪光的思想轻易地放过了。如果没有杨振宁李政道二人，别的科学家也会提出宇称不守恒，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也许，杨振宁李政道独自都能发现宇称不守恒现象，但进展有两人合作这么快吗？就杨振宁李政道的合作而言，综合两人的不同意见来看，很可能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是李政道先想到的，但将其扩展到包含θ－τ之谜在内的所有弱相互作用的情形并且把它用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可能是杨振宁的功劳。
曾经和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为何最终和杨老决裂？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中国物理学领域的两位杰出人物。邓稼先是中国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则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两人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密不可分。
邓稼先和杨振宁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合作，当时他们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们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弱相互作用领域，这是一个研究微观粒子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两位科学家的合作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和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弱相互作用的非守恒性理论，这是他们一起发表的一篇论文。
尽管两人的合作在科学上非常成功，但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关系在政治上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邓稼先因为他曾在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项目中工作而受到美国政府的怀疑，他甚至被拒绝延长签证。杨振宁也因为他与邓稼先的合作关系而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政府当时正处于反对美国的?文化革命?时期，他们不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与美国的科学家合作。
尽管两人面临着政治上的困难，但他们的科学合作仍然继续下去。他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同指导了许多学生，并一起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们的合作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结束，当时邓稼先因间谍罪被捕入狱。尽管邓稼先的命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杨振宁仍然对他保持着支持和尊重。
总的来说，邓稼先和杨振宁是中国科学界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并在科学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的科学合作和友情经受住了时间和政治的考验。
杨振宁与李振道到底有什么矛盾,导致关系非常好的两个人最后决裂的?
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人类在科学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生活里曾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据说是因为发表文章的名字排名顺序闹得不愉快，最终导致决裂，以上推测参考季羡林之子季承所写的书籍《李政道传》 。?
01 初识40年代，二战胜利后蒋介石选拔人才前往美国学习，作为其中之一的李政道就前往芝加哥大学学起了理论物理，当时杨振宁正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因为他俩是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接到吴大猷的通知后，就在大学国际公寓给李政道等人预定了房间 ，两人由此正式认识。虽然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但是他们随着交往密切关系愈发亲近，开始联名发表论文，生活中也成为十分亲密的朋友。
02 正式合作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找到院长奥本海默希望他能邀请李政道一同来做研究，收到邀请信的李政道于1951年9月同夫人一同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李扬两家比邻而居，来往密切，而杨振宁此时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邀请李政道加入，这便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端。
03 初生嫌隙两人合作既愉快也有分歧，第一次闹不愉快就是由于两篇论文的署名排序问题。这两篇论文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按照国际惯例，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也就是?李政道、杨振宁?，但是李振宁提出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此只能勉强同意，第一篇的署名就成了?杨振宁、李政道?，第二篇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照国际惯例改了过来。至此两人心中就有了隔阂，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一段时间后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之后还成为了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04 再合作1953年，杨振宁曾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但是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持怀疑态度，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政道将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杨振宁，两人经过积极讨论，最终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恢复了合作关系。
05 感情破裂这段时间两人合作十分紧密，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成就，两人也是在此时间发表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1957年11月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准备领奖，但是在这个时候杨振宁提出想在李政道之前领奖，因为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想在出席晚宴时有国王作陪，李政道最终勉强同意，这一插曲闹得他们不太愉快， 但是最终导致的决裂的却是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上一篇由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这篇文章记述了李杨两人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杨振宁希望他的名字能写在李政道之前，他的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箬前面，因为他的夫人年长一些，李政道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单方面提出了和李振宁断绝合作关系。之后两人陆续归国访问，但是在主张上完全不合，似乎带有个人意气存在，不过两人不在合作，实在令人惋惜。
就如季承说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1946年秋天，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认识李政道，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密切。“杨振宁的成长经验中都是做大哥，那个时候胖胖的李政道才刚要满二十岁，而且个性非常随和，杨振宁又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自然而然的特别照顾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情，象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书中写道。
1949年，两人开始合作，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令人羡慕。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曾说过，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1956年，杨李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1957年，杨李登上了诺贝尔的奖台。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键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由于报道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不久后，这篇文章以《宇称的问题》命名，杨振宁认为，这个标题的英文是个双关语，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文章刊登后，两人的关系岌岌可危。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杨振宁有过一次长谈，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二人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那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哭了，李政道也哭了。
这之后，二人的关系稍有好转，然而6月以后，又开始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杨振宁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李政道看到这封信后，二人永远地分手了。
多年以后，李政道曾在他的《论文选集》里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写道：“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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